肖建国的目光一行行地向下，突然停在一个简要的标题上不动了：“报纸排版软件？一个很实用的项目。王选，听说是一位非常讲究实际的人。嗯，我选择王选老师。”

1986年12月的一天，50名北大研究生围在大教室的黑板前，热烈地讨论着。黑板上满满当当地写着30多名教授的名字和他们提出的研究项目，肖建国的目光一行行地向下，突然停在一个简要的标题上不动了：“报纸排版软件？一个很实用的项目。王选，听说是一位非常讲究实际的人。嗯，我选择王选老师。”

追随大师：“戏捧人，人争气”

肖建国那一届，选王选课题的只有两人，另外一名研究生做完项目也离开了。那时的王选，正顶着《经济日报》　“如果不解决问题，就退回铅排作业”　最后通牒的压力，经常在报社现场解决华光Ⅲ型运行时的重字、重行、丢字、丢行等一系列问题，而在当时的北大计算机系，在以数据库的结构、操作系统等基础研究为重点的学术环境中，“总穿一件老式中山装，骑辆旧自行车，在北大南门的国槐大道上来来往往”搞印刷的王选有些形单影孤。

而肖建国一接触这位寡言少语的导师却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因为他知道，1984年初，出版行业的第二次引进高潮汹涌而来，《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印刷厂等大报和印刷厂纷纷引进国外产品，当时的王选虽处下风却从未动摇。他也坚信老师的研发方向和取得的技术成果的先进性，老师单薄的身体和坚定的眼神让他感到一种隔代的亲切。回想起自己从鞍山到大连再到北京，除了在1984年参加IBM、北京市和电子部等单位拟组成一家合资公司的公开招考中得了第一名以外，生活一直平平淡淡。在计算机厂的工作中，使用的硬件、操作系统、软件都是用国外的，所谓的软件开发，几乎沦落成为翻译一些资料、说明书和用户手册。他想突围，想做点实事，所以才参加招考，所以才无意中报考了北大的研究生。而随着对王选了解的深入，他知道：自己选对人了。

此后一年间，肖建国写软件入了迷，每天早上七点半进机房，晚上十一点拉闸熄灯时才下班，从不间断，到1988年方正的第一代报纸排版软件NPM就已经基本成型。但经常跟在王选身后走访北京几大报社，编辑们灼热而略带疑虑的目光让肖建国丝毫不敢懈怠。他先后找来使用过其他排版软件的、仅会打字和录入的、没用过电脑的新手等几类人来测试自己的软件，又在NPM开始批量销售后，每天盯着《解放军报》的操作员排版一直到下半夜，看到印刷机转起来之后才走。为此他住在报社的招待所里，夜里两三点钟睡，早上八九点钟起，白天返回北大再作修改。结果产品稳定性出奇地好，以致使用的人发现电脑死机了，只需要排查硬件和操作系统，而根本不会怀疑NPM。方正竞争对手的研发人员，看到NPM在《经济日报》的首次亮剑后，当场一言不发，回去后痛哭一场。

1989年初夏，肖建国和王选坐在北大校园的大树下聊天。王选说：“NPM系统已经弄得差不多了，再搞下去会有进步，但不会有什么飞跃，你应该去开发另一个项目。”这就是后来在世界上第一次实现彩色图片与中文合一编排和输出的方正彩色出版系统。1992年1月，方正在澳门排出了第一张彩色报纸《澳门日报》后又有了香港《大公报》的订货，肖建国咬紧牙关，硬是在王选参加《大公报》成功应用方正产品新闻发布会的当天，拿到了师弟杨斌根据自己提出的技术方案做的修改软件，成功敲开了香港市场的大门。结果，不仅当初方正内部对彩版系统的质疑烟消云散，方正的彩色出版系统在全球华文报业中站稳了脚跟。

有了肖建国等一班弟子站在身后，王选如虎添翼。1988年7月18日，《经济日报》卖掉了一切铅作业设备，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1993年底，国外的照排系统被迫全部退出中国市场。很快，整个中国的印刷业进入了激光照排时代，在报业信息的远程传递上甚至领先全世界，王选则被称为“当代毕昇”。而肖建国位列王选和陈堃銶之后，于1995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中国十大科技成就奖。在王选的鼓励和指导下，肖建国仅用四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从获得硕士学位到教授的跨越，学成出师了。

对于身旁这位不善言辞，却善于捕捉市场需求；异常刻苦，又有一颗滚烫的为社会做实事之心的弟子，深谙京剧之美的王选给出了6个字的评语：戏捧人，人争气。

与大师同行：15年践行王选的梦想

北大方正靠激光照排这样一项创新的技术起家，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完成了创业过程。1996年，方正集团收入增长到40亿元。发展势头极猛的时候，王选居安思危，提出“成功是失败之母”：掌握自有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无疑在市场中可以轻易地处于垄断地位，但任何产品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持续创新研究下一代核心技术显得非常重要。就此王选提出了他著名的十大梦想：“发展激光照排系统，告别铅与火；发展基于页面描述语言的远程传版，告别报纸传真机；发展开放式彩色桌面出版系统，告别传统的电子分色机；发展新闻采编和资料检索系统，告别纸和笔；开拓海外华文报业市场；发展激光直接制版，告别软片；开拓日本日文出版系统市场；出版系统的栅格图像处理器进军欧美西文市场；进军广电业；从地图出版系统着手，进入地理信息系统。”

而且王选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更多的是一名技术专家，不是一位管理的专家。90年代王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个人更类似英特尔第一任创业者诺亦斯，我希望肖建国能成为方正研究院的格鲁夫（英特尔最杰出的CEO和董事长），成为管理型的领导者。”他打算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创业难，守业也难》。“创业只要抓住一点，取得创新的突破就能成事，而守业则必须把握住不间断的转折关头。”王选希望方正研究院能够在以肖建国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的领导下守住业并取得更大的发展。

这对方正和对肖建国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他所面临的不只是从一个学者到一个管理者的转变，更多的是从计划经济中一个可以实现垄断销售的行业向市场经济中完全开放的多行业竞争发展的考验。肖建国就此一边紧抓科研项目不放手，另一边深入地研究了科技企业的管理规律，他认为管理并不神秘，重要的是把企业宗旨具体到工作的每一个细节。在北大方正一波三折的市场化发展过程中，肖建国1995年任方正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1999年任院长；2000年后先后兼任方正电子的总裁、董事长，2003年任方正集团CTO（首席技术官），始终很好地把握着方正核心科技的发展方向。他的规范化管理使方正科研队伍的办事习惯和产品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产品进入了要求苛刻的日本，美国和欧洲市场；他“重业绩、轻关系”，注重管理细节，使方正在核心技术领域始终红旗不倒。到今天，王选生前未实现的后五个梦想在方正都有了明确的产品成果或充足的自主技术储备。王选这位43岁时就华发丛生的弟子以简练的语言和十五年如一日的坚持传达着对王选院士“顶天立地”的志向的认同：技术是先进的、一流的，做出来的产品是实用的。

王选则在1993年脱离了第一线的技术工作，1997年又脱离了日常性的管理工作，2003年淡出方正，放心地把肖建国、汤帜、郭宗明、阳振坤和邹维等一批中青年骨干推到了他所开创的方正事业的最前端。王选曾开心地提起：“（我）这个10个梦想中，只有第一个梦想，即激光照排系统是我具体主持的：负责总体设计，提出正确的技术途径，解决主要技术难关，在第一线干活也比其他同志更多；而其他9个梦想，我只是提出大的发展方向、指定负责人、物色优秀的技术骨干，并未参与解决技术问题。”

后大师时代：永葆“方正”

更令王选开心的，是他的弟子们始终保持了科研人员质朴的本色和锐气。

王选的父亲王守其当了一辈子的会计，做事认真，做人亦是泾渭分明，对王选稳重、独立个性的形成有莫大的影响。王选长大后到香港考察印刷出版市场，看见一些人在买高档首饰，就忽发奇想：“将来历史会证明，这些买高档物品的人对人类的贡献可能都不如我王选。”2002年，已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副主席、中国科、中国工程院、第三世界科三院院士的王选，在接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说：“小学5年级获得的品德优秀生奖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获奖，也是永生难忘的一个奖励，我由此懂得了团队精神和人品在人生中的重要性。”“要想做好学问，先要做个好人。认识自己的不足，懂得要依靠团队，千方百计地为优秀的年轻人创造条件，使他们脱颖而出，是我能够获得最高科技奖的原因之一。”

在方正公司内部，王选经常提起公司定名的初衷：《汉书·晁错传》中有言，“察身而不敢诬，奉法令不容私，尽心力不敢矜，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亡能居尊显之位。自行若此，可谓方正之士矣。”如此言传身教，肖建国等王选的一干弟子差不多个个都是生活简朴的技术狂人。肖建国认为王选身上的可贵之处是他身先士卒地做成果转化商品、促进社会进步的实际工作，而且，还能组织别人做商品化的工作。他的一切道德、生活标准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制定的。而很多科学家甚至是企业家，却并不愿意做这些事情。

从这个原则出发，肖建国认为自己的老师所开创的事业，要想在自己这一代手上继续成长为久长发展的、有规模的财产，仅靠发挥一两个天才程序员的作用是不够的。他全力整合方正的科研力量，改善科研人员的待遇，想方设法增加方正内部科研力量的团队协作能力，对有可能成就方正未来的几个研究带头人给予充分的信任和支持，结果几年下来，肖建国的几个师兄弟中，汤帜领衔的“基于数字版权保护的电子图书出版及应用系统”被评为200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郭宗明、邹维领衔的“数字化音视频控制技术研究及应用”荣获了“200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肖建国的博士生赵东岩领衔的“报业数字资产管理系统”也获得2006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接受记者采访时，肖建国淡然而讷言。采访结束后，他一身羽绒服，一顶小线帽，远不如采访者的西装光鲜。谈起自己，他除了项目与技术外几乎惜字如金，谈起与王选的师徒关系，他出言谨慎。他觉得，能不能算得上大师的传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师的精神和发生大师的社会体制是否仍然存在并且得到重视；大师的弟子能否成为大师更是因人而异、无关紧要的事。作为大师的弟子，肖建国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大师所开创的事业常在常新、后继有人。因此他在2006年49岁时逐步淡出方正的日常管理工作，集中精力专门研究新的技术方向、发现和培养新的科技人才。“当然，选人的标准不能降低，最基本的一条，要淡泊名利，专心于技术，服务于社会。这，是王选老师的根本。”

编辑：文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