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上海其美路春节联欢会，左起：孙连聪、张朗秋、张根生、许君远、潘际炯、贺善徽、李子宽、许祖恭、孔昭恺、王自清

父亲许君远去世已四十八年了。回想父亲的往事，心潮起伏，浮想联翩。他的一生是坎坷的，也是值得自豪的。

现在上了年岁的人中，不少人，可能熟知我父亲是个老报人。其实我父亲既是报人，又是作家和翻译家。他文学方面的成就，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崭露头角。我父亲1928年于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与废名、梁遇春、石民、张友松等是同学。当时北平文艺界相当活跃，我父亲即是活跃分子之一。他经常在《现代评论》《新月》、北平《晨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文艺杂谈，深得丁西林、陈西滢、杨振声、沈从文等名家赏识。因为他的作品在社会上有相当影响，被誉为“五四之子”。1935年沈从文作《读<中国新文学大系>》一文，为我父亲等人的作品因漏选进《中国新文学大系》鸣不平。文中说：“选北平方面的作品，似乎因为问题比较复杂了一点，取舍之间不尽合理，王统照、许君远、项拙、胡崇轩、姜公伟、于成泽、闻国新几个人作品的遗落……皆与印行这套书籍的本意稍稍不合。”后来,他陆续出版的小说集《消逝的春光》、报告文学集《美游心影》等曾受到读者广泛欢迎。

父亲又不愧为翻译家，他英文水平高，中文底子厚，译作一流。他的主要译作有：《印度政治领袖列传》《斯托沙里农庄》《老古玩店》《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都曾风行一时，广为流传。其中以《老古玩店》的影响最大，至今仍在印行，现今还有学者专门撰写论文探讨《老古玩店》的翻译特色和影响。可以说，此书成了经典译作。《斯托沙里农庄》一书，后改名为《北斗星村》，列入了“中外百部儿童文学经典系列”，即将出版。此外还有大量单篇和短篇译作，已由我三妹乃玲整理成《许君远译文集》出版。

他的英文笔译、口译俱佳。解放前被天主教红衣主教于斌看中，被聘为他的私人秘书，1946年4月偕同于斌参加联合国创建大会。

为办报尽心竭力

说到报人，父亲的资格更老了。他于1928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就在北平《晨报》当编辑，先后与徐志摩、瞿菊农、沈从文、胡也频等人同事。北伐成功后，在上海《文汇报》《大公报》、香港《大公报》任编辑、重庆《中央日报》任副总编辑。

当然，我父亲在报界工作时间最久、贡献最大的还是在《大公报》。《大公报》1902年6月创刊于天津，历经坎坷。上海版《大公报》，1936年4月创立，父亲当时担任要闻编辑并兼管副刊《小公园》。抗日战争爆发，《大公报》被迫停刊。父亲与上海版同人辗转香港创办了香港版《大公报》，他任国际新闻编辑。此时的《大公报》，除发行国内，还遍及南洋各岛国、泰国、越南等地。1941年香港沦陷，《大公报》休刊。几经形势的变化，直至抗日战争胜利，上海《大公报》才复刊。

由于我父亲旅美时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系列精彩的旅美通讯，被《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看中。1946年7月应胡政之总经理的邀请，父亲由美国回到上海，任《大公报》编辑主任。他的任务是负责要闻编辑，来稿审定，采访，资料整理，十分忙碌。父亲的敬业精神，丰富的编辑经验，新颖的版面设计，社交活动能力，良好的人际关系，他的才智与学识水平，深受同人好评。

父亲是个热心肠。1947年，他主动要求兼职《大公园地》的编辑工作。这本来是他份外的工作，却抢着做。《大公园地》是调剂上海、天津、香港、重庆各馆同人工余生活、杂谈类型的刊物，其编排、印刷等工作，均由大家于业余时间内完成。这个刊物是为了增进同人对《大公报》的认识，利用这块园地交流业务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利用每个人的专长和学识，通过组织座谈和研讨业务，以改进经营方式，提高业务水平，增进报社同人的团结，从而提高《大公报》的整体办报水平。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父亲共编辑了十七期《大公园地》。他为该刊物的编辑和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深得大家的支持和赞许。

父亲在担任《大公报》编辑主任期间的1947年，金庸先生来《大公报》应试电讯翻译一职，父亲当时担任主考。父亲十分赏识金庸先生的才学，极力加以举荐。金庸先生后来曾怀着感激的心情，说我父亲对他“提携教导之恩”。1948年10月，金庸先生在上海举行婚礼，主婚人是我父亲，足见父亲与金庸先生友情之深厚。

为教育一片热忱

我父亲这一辈子，主要精力与兴趣，几乎都投在新闻工作与著述（包括翻译）方面。但对教育工作也十分热心，多次涉足教师行业。在北京先后教过中学的英文、国文、新闻课程。1948年在暨南大学任兼职教授，讲授“新闻编辑”课程。在“反右”前，他曾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邀请担当系主任与授课，只是“反右斗争”风云骤起，未能成行而作罢。

他兼职暨南大学新闻系教授时，众多学生对这位老师的教学与为人赞不绝口，说：“许先生讲课时从不在新闻学的概念、定义、理论方面兜圈子，讲的内容都是和报纸编辑的实践相联系，从版面设计、稿件取舍、一篇论文的得失、一条新闻的得失、一条新闻的写作，讲得透辟精到、触类旁通、得心应手。”他上的课，一部分时间是作文比赛。把白稿纸一一发给学生，然后命题，要大家当场撰写，20分钟交卷。下次再来讲课时当场宣布成绩，并分析同学们作品的优缺点。

由于父亲为人平易近人，待人诚恳热情，乐于助人，加上他那教授方法和风格与人不同，同学们都愿意接近他。在教书时同学们都喜欢找他，离开大学后，很多同学仍都愿意去找他。他逝世后，很多同学写文忆念他。这些感情深重的纪念文章，有的已在报上发表，有的已汇集成册。

当时的大学老师，上课时不给学生点名。下课铃一响，老师便夹着皮包走了，谁也不认识谁。可是我父亲不同。上课与学生有交流，下了课与学生有交往，学生常找他，有的还找上了家门。我深深记得，我小的时候，不时有三五成群的大学生来到上海老西门家里。父母总是热情招待他们。“好吃不过饺子”，我们家经常以上好的饺子招待同学。

为翻译笔耕不辍

1952年12月31日，上海《大公报》宣告停刊，部分员工北迁天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仍名《大公报》，从此父亲脱离《大公报》。在李小峰先生介绍下，进入上海四联出版社，后合并入上海文化出版社，任第一编辑部副主任。这期间，他满腔热情投入出版工作。1953年到1957年的四年中，在完成出版社的本职工作外，在1954年5月到7月，编写了《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两本地理丛书。翻译了《莎士比亚喜剧故事选》，收入喜剧七篇，为莎氏全部喜剧的二分之一，原书插图多为彩色。出版了父亲翻译的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名著《老古玩店》上下集。翻译整理了蒲松龄的《聊斋故事选》。著名的苏联儿童文学作品《斯托沙里农庄》，经过父亲翻译修改后也于当年出版。

1957年到了，在5月大鸣大放期间，父亲于5月21日《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以一个老报人的身份对当时的报纸提出一些看法和意见，结果招来严厉的批判和粗暴的对待。许君远、徐铸成、陆诒被定为上海新闻系统三大右派。父亲因此被发配到青浦县饲养场劳动改造，并受到降职降薪处分，工资降八级，后改为降七级，才60元。一家数口，日子十分难过。

第二年父亲被调回原单位（上海文化出版社）当校对。到三年困难期间，老人家除了精神压力外，困苦的生活也十分难奈，有时只能靠变卖所存书籍度日。在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他始终没有放下笔。他化名或以朋友的名字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多篇散文、游记。还在《光明日报》《文汇报》上发表了多篇有关《文心雕龙》等学术研究、考证方面的文章。1959年，在黄素封先生邀请下，父亲花了大半年时间修改和校对了黄素封先生翻译的英国古典文学巨著《亚瑟王之死》。该书于1960年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此后又翻译了英国舞蹈家邓肯的《邓肯自传》。很可惜这部三十多万字的译稿在“文革”初期被焚毁。

由于终年超负荷的工作，父亲双眼患白内障，严重地影响视力，工作和生活深受影响。父亲急于恢复视力，希望早日完成预计的翻译计划，他要翻译1946年从美国带回国的二十多箱英美文学名著。在1962年6月做了白内障剥离手术，结果手术失败，术后引起半身及手脚瘫痪，完全失去生活和工作能力，后并发肺炎,不幸于1962年9月9日与世长辞，终年60岁。

父亲一生有写日记的习惯，从大学毕业后一直坚持，即使在手术失败后自己已无法执笔，也要我弟弟乃雍代写。日记约有二百多本。这些日记是一部记载动荡岁月、沧桑巨变的珍贵史料，在“文革”中被抄家前夕付之一炬。

为子女用心良苦

父亲由于干新闻工作，成天晚出晨归，跟子女们打招呼、在一起说话的机会都很少。即使这样，只要他有空暇时间，总会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从不娇惯我们，对待我们唯一的弟弟更是严格要求。他经常检查我们的作业，看字写得是否端正，有无错别字，还要看老师的作业批改和评语。其中对英语的学习最为关心，注重英语的发音，要求我们朗读课文给他听，及时纠正错误。

我家有六个兄弟姊妹。我是长女，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格，希望我成为对国家有用之才。有几件事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上世纪40年代初，我在重庆上小学，生日那天送我一本冰心作品选集，指导我阅读，希望我学习冰心女士的品德。在我读三、四年级时，重庆经常下雨，他要我和妹妹乃娇穿芒鞋上学，我俩不好意思穿。父亲为此大发雷霆，狠狠地批评我们。当时我们并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他这是在对我们进行艰苦朴素的教育。

1953年，我离开上海去北京上大学，与父亲接触的机会更少了。父亲仍能在百忙中给我写信，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惦记我的成长。最让我难忘的是1961年春节，我从哈尔滨回上海探亲之际。当时国家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又是反右斗争之后，父亲的生活和身体很不好，家里已少有往日的欢声笑语。父亲见我回来，非常高兴，他拖着年老衰弱的病体为我辅导古文，还特地为我买到一本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英华大辞典》，希望我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回到东北后，爸爸给我寄来一些英、美文学名著，如《红与黑》《傲慢与偏见》《十日谈》《城堡》等书籍。写信指导我们阅读，信件都有20多封，这些包含着父亲多年的阅读心得与体会，包含着对我们的殷切期望的信，在“文革”中迫于压力全被撕毁烧光。一想起来，后悔不已。

父亲为文化事业奋斗了一生。在他去世之后不久他的“右派”帽子被摘了。这虽是“明日黄花”，但对他的在天之灵是一个很大安慰。回首往事，我们做子女的为有这样一个好父亲，感到无比幸福和骄傲。

【作者简介】

许乃妍 许君远之长女，生于1934年。195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即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为副教授。现居北京生活。

编辑：碧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