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他们在北大的这块土地上读书、学习、做实验，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546”；

50年后，还是这片土地，他们在这里再度聚首，回顾那段难忘的岁月……

文中的主人公正是毕业于1956年技术物理系的首批毕业生，而且，他们共同拥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科院士。

钱绍钧：依靠团队，战无不胜（曾任新疆马兰核爆基地总司令）

“我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走到现在的。”当时正值院系改革，原本在清华读书的他被调整到了北京大学。毕业后，做过俄语翻译、到过苏联学习，再后来到了西北核实验基地。钱老在罗布泊核爆基地工作了25年，前17年主要是从事技术方面的工作，后来担任领导工作，并一度任核爆基地总司令。

钱老回忆当时在罗布泊时的情景说：“当时条件艰苦的很，土房子、地窝子，什么都住，中国人高尖端武器用的是土法子，但只要把技术搞上去，大家什么都能忍受。”当时的团队很有凝聚力，大家都一门心思的搞科研，没有人叫苦叫累。“记得当时大家十来个人住在帐篷里面，外面是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就生起火炉。有一天睡到半夜，闻到烧焦的味道，一看原来是棉衣被烧着了，着火的人正在扑火呢！”

在他看来，正是靠着这种吃苦精神和集体团队精神，中国科技才取得了进步。“虽然我们在经济实力和技术上困难有很多，但是团队力量大，我们团结在一起，就不怕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张焕乔：老骥伏枥  发挥余热（院士，参加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

技术物理系的50年聚会的成功举办，张老先生在其中做了很多的工作。老人9月份从巴西开会回来，便投入聚会的筹备之中；而绝大多数同学的到来也让张焕乔院士倍感欣慰。回忆起当年在北大读书时的场景，他像孩童一样兴奋不已。

张老先生提到最多的就是感谢母校的培养，直到今天，张老先生回想起老师们都充满敬意：“他们本事高、教书好，而且尽职尽责。”老人还讲到，当年技物班的同学们个个学习劲头十足，在物质十分匮乏的情况下白天黑夜地学习、做实验，甚至毕业了不回家，突击做了两个月的实验。

张焕乔院士曾参与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能和氢弹的研制，年届73岁的他心里装的仍然是祖国的科学事业。“我跟其他同学们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可是我们还需发挥余热，在祖国的改革开放和教育事业中做出新的成绩。”

王世绩：把国家需要放在第一位（院士，60年代参与核实验工作）

1955年，王世绩从吉林大学被抽调到北大，“当时完全是组织调配”。虽然是这样，但王院士表示“毫无悔意”；毕业后也是服从组织安排，到了“九院”工作，从事核聚变研究。

“当时的老师队伍很强，像胡济民、朱光亚先生，给了同学们扎实的基本功训练。”他谈到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所有的毕业生都是钱三强先生亲自出面，一一调配的。

“对个人来说，国家需要本身就是难得的机会，因为个人成果只有和国家需要相结合才有意义；有了国家的需求，个人的努力才能发挥到应有的程度。”王世绩缓缓地说。

王乃彦：迎接核科学的第二个春天（院士，参加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

微微发福、但脸色红润的王乃彦院士至今仍活跃在核事业发展的前线，校友会当天下午他就要赴新疆参加重要的会议。
在谈话中，王乃彦表示，有人说1956年是核事业的春天，那么当今就是“核科学的第二个春天真正到来”。

他介绍说，我国制定的中持久发展规划已明确把核电作为重点发展的方向，计划到2015年在全国建成40个100万千瓦的核电站，算下来每年需要建设三座核电站，这将需要大量的专业工作人员。为此，国内10所大学被批准招收核物理专业的本科生，而毕业生目前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下，像一些大学的毕业生早在大一就被单位预定，高年级的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我说，核科学的第二个春天就要到来，希望北大核物理科学能继承传统，创造更大的辉煌。”

冼鼎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院士，领导建成我国第一个同步辐射实验室）

“我，就是被行政记过的那个冼鼎昌。”冼鼎昌发言的开场白引起大家一阵大笑。老人介绍，当时物理研究室的学习内容是严格保密的，发到每个人手里的笔记本都有编号。一次，冼鼎昌去中关村的时候不小心把笔记本遗忘在商店里，后来虽然商家还回了笔记本，但还是被记过。冼鼎昌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认真地说“这为今后养成严谨的研究态度打下了基础”。

冼鼎昌深情地追忆了我国核事业开创之初，众多科学家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情形。当时，经过各方争取，钱三强夫妇等留学核专家归国，他们身体力行、并且识人善用，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本土优秀核技术人才。冼先生感言：“正所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正是他们的不懈奋斗才奠定了今天中国核事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