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上午“哈佛-燕京学社专场：二十世纪中国的基层动员：城乡比较”在英杰交流中心第四会议室举行。多名海内外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审视探讨中国基层的热点问题，在分享与争论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群体性事件：中国社会稳定的克星？

“要利不要权，要钱不要命”是中国社会科的于峥嵘教授对中国群体性事件通俗易懂的表述。于峥嵘教授引用广东省省委书记的话，指出“群体性维权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就是人民币的矛盾”，群体事件是基层民众利益诉求的方式，并非为争取政治权力。所以中国总体上是稳定的，但这种稳定是刚性的稳定，以建立“社会的绝对秩序”为目标。于教授还表达对极端强调稳定隐忧：“可能会导致政府以敌视态度对待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

“刚性稳定”的表述方式，与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Elizabeth J. Perry教授对中国的观察并不一致。“其实中国政府的治理很有弹性，能巧妙地将各种社会矛盾转换为政治权力再生的资源，比如中国响应农民的呼声，取消农业税；中央政府容忍群体事件来打击地方腐败官员。”

“把群众对政府的对抗行为放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看待，就会知道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相比徐湘林教授的态度则较为乐观，以西方社会的发展历史为参照系，指出冲突在于旧有的政治体制对新的价值观念、经济发展方式的不适应。关键在于各方的角色调整，政府要转变包办者角色，为民间与政府展开理性的谈判提供资源条件；非政府组织要发挥作用又不能越俎代庖；民间社会应自我约束，减轻政府对颜色革命等民众运动的恐惧感。

“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中山大学教授何高潮引用《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古语，指出社会是否稳定核心在于民安还是民危。有些地方政府对社会民众的呼声采取“君不听”的消极态度，在民愤变为群体性事件的临界点时才有所回应，结果造成“不闹什么都得不到，闹得越大得到越多”的可悲局面。

上访制度：维权维稳不灵了？

持久以来，上访制度是基层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常见渠道，也是中央政府缓和社会冲突，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方式。而于建嵘教授认为上访制度不易操作，无法有效维护民众利益，最终会动摇中央政府的权威。

徐湘林教授则认为上访制度是符合中国民众希望的方式，也有助于中央政府了解地方实际情况。“中国层级太多，地方的汇报常有多个版本。”“我们看问题时应客观综合双方的情况，关注双方的博弈过程，而不应事先确定一个角度，比如知识分子总是帮助弱者，在道德上占据一个至高点。”针对于教授提出的上访制度操作层面的问题，徐教授指出上访制度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呈现出呈专业化、商业化的趋势，今天仍然有较强的生命力。

除了针对上访制度展开了一场思想交锋之外，与会学者还积极寻求实现社会和谐的良方药。于教授主张以县级政治分权作为“中国改革的突破口”，并加紧司法改革的步伐，以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徐教授则关注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指出NGO只有赢得党和政府信任和依赖，才能真正形成一种即合作又相互制约的良性互动的局面。

整个专场讨论气氛热烈，学者的观点既存在对立分歧之处，又相互补充呼应，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专场结束后，部分与会学者私下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交流探讨。

编辑：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