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金融危机的硝烟尚未褪去，全球学者共聚北京，探讨危机破解之道；

一年后，危机已然消散但隐忧依旧，思想巨匠再度聚首，找寻世界经济均衡发展之路。

11月5日下午，“全球失衡及其治理机制”分论坛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来自中、韩、美、英、印等15个国家的经济学者围绕“全球失衡与再平衡”和“人口与经济增长”两个话题展开热烈而富有成效的讨论，探寻全球经济稳定均衡发展之路。

世界经济失衡在哪里

“全球失衡最主要的表现是流动性的不均衡，东亚等新兴国家的资本持有了太多的美国国债，资本大量无效率的流向美国，同时美国的低利率政策使得资本价格太过便宜，从而催生了房地产市场的虚假繁荣，这是本次金融危机最主要的原因。”在日本出生、在美国接受教育的Hiroyuki Ito教授打了个比喻：“美国就像一个醉汉，喝了太多的流动性，醉的东倒西歪，从而金融海啸就爆发了。”

Ito教授认为要防止危机再次发生，必须让新兴经济体放开资本市场，同时实现汇率决定机制的市场化，给资本更多的生存空间，从而扭转目前新兴国家通过贸易盈余积累大量外汇储备，然后拿这些外汇储备去买美国国债的不断循环的旧模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陈平教授则认为，美国等发达国家以10%的人口占据了世界上80%的资源，这才是全球经济最大的失衡，因此他认为扭转全球失衡，最重要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要在更高的水平上向发展中国家开放，这样不仅有助于实现国家间的贸易平衡，同时也提高全球劳动力的边际价值，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虽然在全球经济失衡点的判别上存在巨大分歧，但各国学者都认为加强区域合作、打击金融寡头、促进金融市场的良性竞争，是降低全球资本市场波动性，防止金融危机再次发生的必要措施。

农民工与中国经济的未来

“中国目前面临着双重转轨，第一是工业化，第二是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也就是城市化，这两个转轨关乎着中国经济的未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认为双重转轨过程中的结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特别是储蓄结构，政府的储蓄过多，从而降低了经济体的效率与市场活跃程度。

近年来密切关注中国问题的John Knight教授在谈到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的过程时特别提出户籍制度是阻碍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制度约束，而未来十年中国将通过独特的逐步过渡的方式达到刘易斯拐点，这一过程将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得农民工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从而在事实上使户籍制度下的特权不断消解。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孟欣教授从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民工的影响这一角度提出，近两年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只不过是信息不充分、劳动力供给地和需求地脱节而导致的一种暂时现象。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也就是剩余劳动力的资源还没有用完，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与孟欣教授的观点略有不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Jane Golley在中印比较的视角下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在2005年已经达到峰值，未来一段时间将缓慢下降。

讨论环节，与会专家围绕中国经济的发展展开了热烈的探讨，中国经济的未来和全球失衡下中国经济体的作用的话题将成为未来两日的热点。

摄影：孟时光

编辑：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