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下午，环境分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主题为“全球气候谈判：节俭历史 探索未来”的学术研讨。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副院长张世秋教授在主题发言中，介绍了《蒙特利尔条约》的成功经验，以及经验和教训对解决全球气候谈判问题的启示，引发了众多学者就全球气候谈判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会议结束后，记者就全球气候谈判的相关问题采访了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胡建信教授。

记者：刚刚在会议上，张世秋教授给我们讲述了蒙特利尔条约成功的案例，但是我们同时也看的，全球气候谈判还是很艰难，您认为这个利益分歧点主要是什么？

胡建信：原因很简单，对于发达国家来讲，现在的生活水平，各方面的条件条件和环境保护，不管是从公众意识，还是从国家实力，都是可以实践的；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一个并重的问题，那么为了环境保护，发展中国家要付出过大的代价，它是肯定会有犹豫的。

虽然刚才我们这里也有人作报告讲，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关注气候变化，这很现实。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发展很快，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很贫穷。贫穷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气候变化又有多重要？很多人讲到关注气候变化是为了子孙后代，但是当代人的生存发展都不能顾及的话，如何考虑子孙后代？我想这都是差别，说到底这都是发展和不发展的差距。所以这就是利益最根本的冲突。

还有一个就是历史的排放，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刚才这个报告很好，爷爷排放多少，后代是不是该承担？都是一样的道理，逻辑上都是一样的，你现在也是为了子孙后代，我们这些人面对气候变化其实还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我们是为了子孙后代。

记者：对于解决这种分歧，您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建议？

胡建信：只有大家去找到一个都能接受的平衡点。因为国际环境问题谈判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刚刚张世秋老师讲的“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协商一致”原则，就是每个人都要去让步，符合我的利益、你的利益，这种情况下才能往前走，所以它在寻求这个点。那么对于这个点，每个人看法不一样，要在谈判的过程达到一个平衡点。

记者：我们知道，在气候谈判的过程中，决策是由政治家做出的，那么像今天这种科学家之间的学术讨论对于解决气候谈判的问题有什么作用？

胡建信：科学家是decision maker supporter、technic-supporter ，气候谈判整个是一个国家行为，当然是以科学谈判为基础。通过科学的谈判，通过科学的论证，最后到政治决定。

首先科学家要去交换认识，包括中国的科学家，包括你今天能够听到的，其实大家都会有分歧。第一个是科学问题，我们是应该控制到1度还是2度，1.5度还是2.5度？这个问题存在分歧。当然从简单的角度来讲，越环境保护是越好，但是为什么会涉及到2度、1.5度，就是一个cost-benefit，就是说我控制到2度，我可以忍受，但是成本也可以接受。每个人对这个benefit和cost的认识肯定还有不同。你认为我们多少应该在环境保护，多少在经济发展？其实你是很难回答的，或者就算你有一个答案，别人也未必同意。

记者：您认为在未来的全球气候谈判中，中国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

胡建信：中国从中央来讲，十二五的规划纲要建议一个非常重要的叫税制改革，税制改革第一个要全面推进这个资源税；开征环境保护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才是房产税。现在肯定很多人都关心房产，可是你看中央的选择，第一个是资源税，第二个是环境保护税，你说中央的角度不高吗？

我个人一直觉得，其实从中央层面，其实是在领导一个环境保护，包括要做负责人的大国，保护我们地球家园。中国一直都是这样的，中国确实也有这个机会来做。但是毕竟中国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你不能忽略，就是现在北京、上海看起来非常发达，但是其他地方看起来还很弱，其实很难平衡环境保护与发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中国的经济确实发展很快，这两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国的表决权升高，但是中国很多的软实力，包括科学研究、技术开发，还有我们很多地方的经济发展，其实是非常落后的，跟发达国家比有非常大的差距，软实力方面就更大了。

巴尔扎克说过，你一夜可以暴富，但是你要变成贵族要三代的时间。我们不要变成贵族，但是一种精神文明，一种软实力是靠时间而不是靠钱的，或者说不只是靠钱吧！

编辑：素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