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50年 ，来自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的交换留学生33人进入东欧交换生中国语言专修班学习，开启了新中国来华留学教育的历史第一章。 弹指一挥间，60年一甲子。60年来，中国招收的留学生在培养规模、条理、教学管理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一批批来华留学生学成归国 ，成为加强中国同世界各国友好往来的桥梁和纽带。

60年来，北京大学认真贯彻和落实国家有关留学生教育和管理的相关方针和政策，发扬“爱国、民主、进步、科学”的优良传统，依托人文、社科以及理科相关基础性学科的优势，努力革新、实践，把来华留学生教育和管理工作融入建设和创建“和谐校园”及“世界一流大学”的大工程中，探索出了一条有北大特色的留学生培养之路。

为庆祝新中国来华留学教育60周年，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与北大新闻网将共同推出专题报道《留学北大60年》，着重从北京大学来华留学教育的视角出发,体现在校优秀留学生代表、留学生导师、留学生管理人员及留学生校友等的优秀事迹，全方位地回顾和总结北京大学在来华留学教育方面的成果与经验。

新中国来华留学教育的发端：记“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

【题记】新中国建立之后，为配合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一项紧迫的任务便是加速推进我国的教育事业向现代化、正规化方向发展，同时积极开展教育对外交流，在国际舞台上树立新中国的形象，部分高等院校的留学生工作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放眼当时的国际环境，冷战格局的阴云笼罩着世界，但也需要看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战后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在蓬勃兴起。新中国的来华留学工作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历史情境下扬帆启航，迈向了崭新的征程。作为有着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知名学府，北京大学在这历史性的时刻接过了国家赋予的重任，开始探索和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留学生教育道路。

新中国成立前的来华留学生

开展留学生教育并非一蹴而就的事业，而是一项兼具综合性和复杂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师资力量、教学制度、硬件设施和整体文化环境的配合。1949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战乱频仍，学术和文化发展较为落后，高等教育开展留学生教育的条件十分有限。特别是作为留学生来华学习的“入门证”，针对留学生开展的汉语教学尚处在自发的摸索阶段，这也制约了留学生来华的规模。根据程裕祯教授在 《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中介绍，新中国成立前，出于在华工作和交往的需要，在上海、广州、重庆等外国人聚居的城市，“对外国人进行的汉语教学活动都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只是既没有人把它当做一门学科加以研究和发展，也没有人把它当做一项事业予以鼓励和提倡，当然更不会有什么教学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形式。”可想而知，1949年前的中国高校身处战时环境之下，维持正常的教学尚且自顾不暇，更不可能具备大量接受留学生的条件，与此相应的，语言学者和教育工作者们也缺乏针对外国人开展的汉语研究的明确意识。据后来成为北大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讲师的杜容回忆道，她曾在燕京大学教过一批美国军人的孩子学习汉语，可是怎么教呢？“我只好在图书馆找了一本外国人教汉语的书，是一本法国人编的教材，用法语写的”。而具体到北京大学的留学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尽管不乏其人，但也只能是零星的和个别的现象，既没有较为科学、循序渐进的教学法，也难以形成规模化的培养，更谈不上系统的管理。据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时为燕京大学研究生的林焘回忆：“当时不只是燕京大学，老北大、清华当时也有外国学生学中文。这些人大部分不是专门来中国学中文，而是学习别的，顺便学习中文。那时朱德熙在清华，他也教一两个外国学者。不过当时燕京大学收的外国学生数目最多。再往前一点，也有少量的外国人学中文，在我上学时就有，但不是这样正式地教学。而是由找老先生教古文。”关于1949年前北大这批“不是专门来中国学中文，而是学习别的”留学生，北大国际关系的资深教授赵宝煦曾撰有专文加以介绍。这其中有后来成为印度资深外交家的白春晖（V.V. Paranjpe），他在印度总理尼赫鲁设立的政府奖学金的帮助下，于1947年来到北京大学学习中国佛教方面的知识。另一位值得铭记的留学生是耗费数十年将《红楼梦》译成英文的英国汉学家戴维德·霍克思（David Hawkes），他从1948年到1951年在北大学习，专于《诗经》和《楚辞》的研修。

青年时代的霍克思携夫人于北京

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的创立

伴随着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外环境为之一变：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实行封锁，给我国的教育外事工作造成十分不利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只能与当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留学生交流，由此给新中国初期的来华留学教育打上了较为鲜明的政治烙印。1950年1月中旬，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政府首先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交换留学生的建议。6月25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研究此事，指出中国政府除同意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分别交换5名留学生外。还主动向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政府提出各交换5名留学生的建议，建议得到上述国家的积极回应并很快达成协议。当时，计划来华的东欧五国留学生，主要是学习中国的语言和历史，而掌握语言工具又成为完成留学任务的核心和关键。根据教育部的指示，清华大学成立了一个特殊的学习班级——“清华大学东欧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承担起对新中国首批外国留学生的汉语培训任务。当时这个班级的管理者和教师阵容十分强大，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兼任班主任，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担任外籍学生管理委员会主席，曾在美国拥有教授外国人汉语经验、担任过赵元任先生助手的邓懿负责专修班的教学工作。由于对外汉语教学人才的稀缺，专修班还通过考试招聘了部分教员，其中包括当时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学生熊毅、钟梫等。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招考教员经过了严格审核，应考者须在汉语语音、语法、一般文化知识和外语诸方面都合乎条件，方能被录用。从专修班的人事制度可以看出，处在草创之初的留学生教育，从一开始便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专修班不仅仅是为东欧国家培养掌握汉语、熟悉中国政治文化的人才，也是为这些国家培养第一代驻华外交官。而从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来说，高校成规模地接收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这也是第一次。

1952年暑假，中国进行高等院系调整，在此情况下，9月28日，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被整体调进了北京大学，并更名为“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原有的师资力量也转移至北大，主任仍由周培源兼任，另由语言学家郭良夫担任副主任兼教研室主任，邓懿任教研室副主任。另外北大还从自身的师资力量中抽调了部分老师充实进来，如由北大中文系著名的语言学家周祖谟担任教员，参与编写教材，并安排张道谦、许维翰两位同志负责留学生的生活。之所以将专修班的名称从“东欧交换生”改为“外国留学生”，是因为经过两年的发展，留学生的国别结构发生了变化，此时的外国留学生增至77人，其中东欧诸国44人，朝鲜29人，蒙古4人。

1952年夏，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全体师生合影

1953年4月，北京大学制定了《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暂行规程（草案）》，标志着北大对这一时期开展留学生教育的理念和制度初步形成。《规程》中指出：“本班教学目的在于教授外国来华留学生基本掌握中国语文，以便进入中国高等学习或研究。为达此目的必须结合教授语文使其对新中国获得初步认识”，在学制上则做了较为灵活的规定：“学习年限一年至二年。根据学生本人的语文基础及学习成绩及各项专业所需语文程度如何而定。” 1953年9月，专修班又制订了来华留学生汉语教学的第一个教学计划。计划指出：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的要求是掌握汉语的基本知识，具备运用汉语听、说、读、写四方面的基本能力，为升入我国高等学习专业打下语言基础。从中可以看出，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在来华留学教育中扮演着基础性的角色，各兄弟国家留学生来华后，大多先在北大完成一到两年的中文学习，然后再分配到各大学或中等技术学习专业。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转折点上，北大成为了新中国来华留学生的源头和基地。

筚路蓝缕 脚踏实地

由于留学生的汉语教学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教材，没有既成的教学方法，专修班的教员们必须一步一步摸索，在空白中走出自己的路来。回顾这段历史，专修班中的每一位教员都堪称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先行者和开路人。曾担任教员的钟梫回忆道：“说实话，这一批留学生刚来的时候，除了邓懿、杜荣有经验，我们谁也没干过这事，哪有什么依据？如果说有，那就是邓懿和杜荣从国外学来的那一套，但实际上不完全适用，教学背景、对象、目的都不同。”不仅教学方法、教材付之阙如，最开始的时候还遭遇语言上的困难，留学生的中文基础很差，加之东欧的留学生不懂英语，班里便需要配俄语翻译。后来班里采取分俄英两组分别讲授的方法，但仍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全部采用中文。教员们凭借着对留学生教育质量的严格要求，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工作之中。专修班在备课、上课、作业批改和考试等一系列教学环节上，都规定了一套严格的制度。教员杜荣回忆道，当时的“整个教学非常紧张。上午四小时，下午还得辅导，一周六天，每天很忙，回来很晚。”伴随着教学中摸索和实践的不断深入，教员们逐渐建立起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思考和认识：1953年7月，专修班教员周祖谟在《中国语文》杂志上发表了《教非汉族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些问题》，这是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第一篇论文。1956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专修班教师金德厚、张维的文章《外国留学生看拼音方案》，这些成果的发表，体现了专修班在教学方法上的探索。1958 年1 月10 日，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肯定了北京大学的做法，指出：“ 北京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专修班采用了汉语拼音方案的第一个草案进行教学，很有成效，说明汉语拼音方案在这方面有很大优越性，汉字和注音字母是远不能跟它相比的。”同年9 月，邓懿主编的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汉语教材《汉语教科书》俄语注释本由时代出版社出版，从此，新中国有了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供外国人使用的汉语教材。邓懿在编写这本书时反复打磨，几易其稿，每每将教学实践中的新发现融入到书面成果中。正是得益于北大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这批教员对学术的严谨、对传道授业的执著，使留学生教育获得了坚实的支撑，留学生语言学习的水平也迅猛提高。

在专修班老师们的严格要求和悉心指导下，学生们也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抓紧每分每秒发奋苦读。据专修班的秘书牟怀真回忆：“很多朝鲜同学，在宿舍熄灯后，还要在走廊的路灯下学习，不把课温熟决不睡觉。东欧、蒙古同学，也都克服了书写汉字及其他特殊困难，胜利地完成了学习任务。”而给各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象的，还包括后来成为罗马尼亚驻华大使的学生罗明。已故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林焘回忆说：“有次我和罗明一起坐公交车，罗明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下车后就有人问我，说这个人是中国人吧？”时任教员的钟梫对罗明学习时情况的还记忆犹新：当时班里有一个过去美国人留下的录音机，“罗明就整天抱着这个录音机，下午的时候回来听”，通过对正音和语言的反复训练，才达到“一点儿洋腔洋调都没有”的水平。

除了专业学习和语言训练之外，专修班为留学生设计了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和娱乐活动，注重提高留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运用汉语的技能。牟怀真在写于1954年的文章《兄弟国家的留学生在北大》中说：“他们每年暑假有一次远程旅行，曾到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无锡、汉口等城市游览，并与当地工人、学生们联欢。这些旅行参观增进了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就是在北京，他们也经常参观各名胜地区。同学们从来不肯放弃任何一个可以了解中国的机会。”教员唐传寅至今还记得，1953年春节，他带领100多名东欧、朝鲜留学生去天津参观旅游，恰逢京剧大师梅兰芳正在天津演出，并住在同一酒店。东欧留学生中有3个学戏剧的捷克斯洛伐克籍留学生， 他们得知梅先生正在天津的消息后，纷纷要求去拜访梅先生。经天津市交际处联系，第二天上午10时由唐传寅带领着去拜访梅先生，梅先生在所住房间的客厅里接见了大家。“他详细询问3位留学生来自何方，学习何种戏剧，看过他的戏没有。3位留学生一一做了回答。梅先生还主动提出回到北京以后，欢迎他们来看自己的演出，并给我们留下了联系电话。”从这段回忆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在华留学生学习的不仅是语言，更通过亲眼目睹人民共和国的新生和文化的繁荣，为战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开创之功 成绩斐然

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取得了出色的教学成绩。牟怀真写道：“1953年，在中央高等教育部欢迎各国留学生的宴会上，各国留学生代表都用中文向大会致辞，他们的讲话，博得首长们、来宾们的一致赞许……匈牙利同学、捷克斯洛伐克同学，都曾把有关中国建设的文章译成他们的文字寄回国发表。每年各兄弟国家代表团来中国观礼时，他们都能胜任地担任翻译工作。” 不仅如此，一段时期的学习下来，师生之间的关系也非常融洽，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教员钟梫回忆，当时由邓懿编写教材，第二天就得上课用，教员们就连夜用油印机油印，送到学生手里的时候时常油墨未干。学生们十分感念老师的辛劳，不仅要授课，还要照顾他们的生活。有个保加利亚学生叫季连绰，曾经做过游击队员，他就经常动手帮着一起印制教材。而浓厚的师生之情，更是历经岁月流逝而未曾磨灭。罗马尼亚学生罗明在2005年世界汉语大会上发言的时候，还很感念当年北京大学曾教授他汉语的邓懿和杜荣二位老师，“这两位杰出的教授和助手，用一年半的时间使我们掌握了汉语的基础知识”，而毕业那一幕，也久长地印刻在他的脑海中：毕业证书是由当时的北大校长马寅初签发，衬底写着“为人民服务”。

1954 年9 月，高教部学生司专门对北京大学的留学生工作进行了检查，在其后的检查报告中对中国语文专修班的教学工作这样评价：“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的工作，已经比较走上了轨道，在语文教学方面，积累了一些教学经验，建立了一定的教学制度、教学组织与教学方法，经集体研究，针对各国留学生的特点，拟订了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并编出了一套语法教材，能够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帮助留学生初步掌握中国语文，为入系学习打下听、说、阅读中文的基础，这不能不说是一项较大的成绩。”这份报告客观地反映了新中国最初接受外国留学生，在北大举办中国语文专修班的实际情况。而北大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的创办，也为后来全国的留学生培养及管理工作积累了初步的宝贵经验。（文\国际合作部 韩笑）

编辑：李娜